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于2022年3月颁布禁止进口俄罗斯海产品的行政命令，试图以此切断可能被普京用于对乌克兰战争的数十亿美元。然而国会议员随即表示该禁令无法实行。美国进口商往往不甚清楚渔货的确切捕捞处，且交易数据显示，标记来源为中国的进口野生鱼获中，有接近三分之一其实是在俄罗斯海域捕捞。
这项尴尬的挫败凸显了全球海产品供应链透明度的匮乏，引发美国立法部门、海洋保护主义者、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和人权组织群起呼吁，要求美国进口商对海产品进行“从上饵到上桌”的追踪，确保产品不涉及劳工与环境犯罪，也没有违反与“被排斥”国家（例如：朝鲜、伊朗）相关的制裁令。
俄罗斯海产品进口禁令自2022年6月正式生效。卫星资料和出口纪录显示，此后至少有31艘中国鱿钓船仍在俄罗斯海域捕捞，其中一些船只所隶属的公司可以直接向美国及欧盟运送海产品。
全球绝大多数的海产品都由中国捕捞、加工和出口。中国远洋船队的规模是其最大竞争对手的两倍多。按重量计算，所捕捞的海产品中超过70% 是鱿鱼。
这个船队被评为全世界非法和无管制捕捞行为最严重的供应方，很可能使用强迫劳动，并与众多犯罪行为有所牵连，例如阿根廷海域盗渔事件、经常违反中国法律而关闭渔船的应答器、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在朝鲜海域进行非法捕捞，以及对外籍船员和中国船员实施暴力、克扣薪资、严重疏忽和贩运人口。
由于渔船离岸甚远，不断移动，而且通常是在各国政府管辖权有限的公海作业，海鲜供应链的追溯格外困难。华盛顿特区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环境安全项目主任尤泽尔（Sally Yozell）表示，渔获物在渔船、运输船、加工厂和出口商之间经历众多交接，这一过程中有很多追溯缺口。她指出，“大部分海产品是由中国渔船捕捞或是在中国加工，这让整个供应链更难透视。”
有些从中国进口海鲜的美国公司宣称自家产品并未涉及犯罪行为，因为中国加工厂已提供“渔获证书”，上面清楚标明渔获物溯源地，甚至包括捕捞船只和地点等细节。但是，可持续海产品咨询的非营利组织“聪明渔获”（FishWise）的路易思（Sara Lewis）表示，这些文件相当不可靠，因为它们是自行申报，通常无法核实，而且文件是在加工厂填写，而不是在发生犯罪行为的船只。此外，这些渔获证书对劳动条件没有任何说明。
渔获物从咬上鱼饵到端上餐桌整个过程中布满可追溯性缺口，为了记录这些缺口的性质，一组调查记者在多个地点跟踪中国渔船，有些情况下还得以登船检查。跟踪地点包括朝鲜、冈比亚、福克兰群岛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地附近的海域。在特殊情况下，记者甚至亲自登船进行检查。他们使用卫星技术追踪渔船返回港口，然后精确认定渔获物由谁清理、加工和冷冻以准备最终出口；团队跟踪渔获物被转移至冷藏船并运回中国港口的过程，在港口拍摄转运货车，继而追踪至加工厂。记者通过出口记录，发现这些海产品最后进入了欧盟和美国的超市、餐厅和食品服务公司。
这次调查揭露出各个交接环节的追溯漏洞。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西约350英里处的一艘中国鱿钓船上，一名渔工在数层甲板下打开冷冻室，露出一堆装在白色袋子里的冷冻渔获。他解释说，袋子上不会标注捕捞船的名称，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将货物转移到同公司的其他渔船上。渔业公司因此获得更强的灵活度，但也导致下游买家根本无法确认实际捕捞渔获的渔船。
在另一艘船的驾驶台上，一位中国船长翻开他的捕捞日志，上面应该注明地点、时间和渔获内容。前两页上有些记录，其余都是空白。关于捕捞日志，有位船长这样说，“没人会写这些东西。”并表示公司的岸上人员之后会将信息逆向补录。在加工厂里，传送带上的鱿鱼通常不以捕捞船划分，而是根据重量、品质、大小和类型等市场有溢价意愿的标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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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是全球最后的野生蛋白质主要来源，也是国际交易量最大的食品类商品。专家们对中国在这一市场的主导忧心忡忡，并列出多条理由。索姆韦伯（Whitley Saumweber）和洛夫特（Ty Loft）均就职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他们及其他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远洋渔业的近乎垄断“威胁到数百万人的食品安全”，尤其是主要依赖鱼类作为蛋白质来源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立法者则称，中国依赖非法捕捞的行为令美国渔民处于竞争劣势。美国加州众议员霍夫曼（Jared Huffman）和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格雷夫斯（Garret Graves）在2022年6月致函拜登总统，信中说，“我们不能继续容忍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滥用海洋资源和侵害人权，以此伤害我们的诚实渔民。”信中还说，“解决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是确保我们的民众食用安全健康的食物以及捍卫他们经济利益的重要一步。”
渔业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职业。关于捕鱼船上的人权倡议和恶劣条件均有充分的文献记录。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人权倡议组织均发出警告，购买海产品的消费者无法得知自己是否在以默许的方式成为这些犯罪行为的共犯。消保权益倡议者则提到其中的健康风险，因为最终到达美国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有15- 30% 与标签不符。
由于缺乏追溯，美国人食用的很多海产品亦是来源不明。除了潜在的健康风险，正如环境正义基金会和人权观察等人权倡议组织所言，这还意味着很难确定哪些鱼的捕获船只采用了非法捕捞手段和不良劳工条件。
Oceana 和绿色和平（Greenpeace）等海洋保护团体则指出渔业公司有责任制止非法捕鱼，尤其是考虑到大海正走向无鱼可捕的境地，据监督渔业的联合国机构数据称，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渔业资源已被过度捕捞，是1974年时的3倍。
美国为了阻止违禁商品进口，制定了多种供应链法规。除了对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制裁外，也有法律意图制止涉及人口贩卖、监狱、维吾尔、朝鲜或强迫童工等行为的产品。但由于对渔船上所发生的事情所知有限，这些法律对海产品尤其无能为力。
曾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担任强迫劳动项目主管的肯尼迪（Ken Kennedy）表示，美国的立法者和政府机构往往缺乏强力执行大多数反奴隶法或其他产品追踪法的政治意志；这是因为此类调查的进展缓慢得苦不堪言，并会让国际贸易协议复杂化。
联邦政府的海产监控工作通常忽视中国渔船，即使这些船只与劳工和环境犯罪关系最为紧密。根据美国贸易数据，来自中国的进口海产品中，有超过17% 属于非法捕获。“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是一家专门研究组织型犯罪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52个从事非法捕捞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一，俄罗斯排名第二。美国劳工部在2020年指出，中国的鱿钓船尤其倾向使用移民和被囚禁的勞工。
2016年，美国政府设立了《海产品进口监测项目》（Seafood Import Monitoring Program），要求进口商详细记录渔获物自捕捞点到进入美国的整个过程。但鱿鱼并未被列入项目监测的13个海产品物种；这些物种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它们素有非法捕鱼和标签造假之嫌，但人权和劳工虐待并不是其中的考虑因素。2021年，负责监督该项目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宣布，计划根据渔获物捕捞船队是否涉及人口贩卖等新的标准，扩充项目并纳入更多物种。
NOAA外交事务专家珀尔（David Pearl）表示，美国海关人员目前只追溯2至3种鱿鱼，这无疑是个问题，因为鱿鱼的商业品种其实有30至40种，此外，即使保留进口记录，渔业公司只需向联邦主管机关申请豁免，就可以向公众隐瞒其进出口数据；许多公司都采取这种做法。
有些海鲜食品零售商在新闻稿、公司网站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案中，宣称自己严格实施标准，可以确保其供应链没有非法或虐待行为。但美国绿色和平（Greenpeace US）组织的海洋运动主管霍斯瓦（John Hocevar）说，所谓的企业责任项目往往效力不彰，因为大部分只是自我监管，缺乏第三方的监督或验证，关注环境问题而非人权问题，并且一般只触及加工厂，而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犯罪行为的渔船本身。
史汀生中心的尤泽尔称，哪怕想知道捕捞国都并非易事。美国联邦法律要求零售商必须将大多数食品的原产地告知消费者，但经他国加工后再出口的海产品却被豁免。如果俄罗斯渔船捕捞的渔获在中国加工，就会被标示为中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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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声称承担环境和劳工照护之责的公司，也被发现与带有犯罪与风险迹象的中国船只瓜葛不断。鲁杰罗海鲜公司（Ruggiero Seafood）的网站表示，公司不贩售非法捕捞的海产品，但被发现与一艘在2019年违反联合国制裁在朝鲜海域捕捞的鱿鱼船有关。美国最大连锁超市之一的克罗格（Kroger）在网站上标明，“从不在知情情况下”购买非法捕捞的海产品，却与一艘2020年在印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有关。欧洲最大连锁超市利多（Lidl）以“更美好的明天”为口号，大力承诺负责任的采购。然而其自有鱿鱼品牌
Eridanous的合作加工厂至少连向三家可疑的渔业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渔船均有违法捕捞的纪录，包括在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主要鱿鱼渔场有过长时间的应答中断、在秘鲁专有区非法捕捞以及割取鲨鱼鳍。
鲁杰罗海鲜公司和克罗格没有回复置评请求。利多超市称该公司反对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鱼活动，并已将本项调查的结果向其供应商舟山西峰水产（Zhoushan Xifeng）求证；后者声明没有参与任何违规捕捞。
许多大型海产品公司已加入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MSC）这个为可溯性和可持续性提供保证的行业项目。MSC发言人马克斯（Jackie Marks）表示，项目主要预防环境犯罪及追溯渔获来源，而不针对渔船上可能存在的劳工问题。项目不评估劳动状况，也不对渔船进行薪资克扣、殴打、债役或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的检查。MSC的重点在于加工厂是否卫生、标签是否准确，以及供应链中所有的渔船和加工厂是否均可辨识。要取得MSC验证，渔业和海鲜食品公司必须提供文件，表明过去两年内未因强迫劳动或相关犯罪行为而遭到起诉，渔业公司也必须报告采取过哪些措施防止此类犯罪。
美国政府已对个别案件采取行动。例如，2022年12月，美国财政部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Global Magnitsky Act）对大连远洋渔业（Dalian Ocean Fishing）以及平潭海洋实业（Pingtan Marine Enterprise）两家中国大型渔业公司的董事实施制裁，因为涉事公司旗下150多艘的渔船中，部分船只被指控涉嫌强迫劳动和非法捕捞。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承担着阻止与强迫劳动有关的进口品进入美国的责任，并已在过去五年中加强执法力度。该机构曾对台湾籍的金枪鱼沿绳钓船下达过这方面的禁令，但从未对中国的鱿钓船采取过任何行动，虽然证据显示这些船只涉及的问题最为严重。
本篇报道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新闻组织 " 法外海洋项目 " ( The Outlaw Ocean Project ) 制作。感谢 Ian Urbina 、 Daniel Murphy 、 Joe Galvin 、 Maya Martin 、 Susan Ryan 、 Austin Brush 和 Jake Conley 共同报道与撰写。